上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日本将成为超人与恶魔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的致命组合。这就是我所说的“衰弱巨人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1987年，美国国会议员干了一件有名的事，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砸碎了一台东芝(Toshiba)收录机。19世纪初，当德国和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时，英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缺乏自信、绝望、一遭到指责就反唇相讥。当时，霍华德?文森特爵士(Sir Howard Vincent)拿着一堆印有“德国制造”字眼的拖把、桶和刷子走进国会。 在夸大的日本威胁之下，美国霸权安然无恙。但现在，美国这个巨头又在胆战心惊了。许多美国人将贸易视作危险事物，而非机遇。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经非常著名地称美国是一个“利他”霸权，而现在，这个国家变成了“利己”霸权。 经济焦虑笼罩美国，在此背景下，两党许多人士（以民主党人居多）现在认为，发展更自由的贸易，是牺牲美国的利益，而大大地便宜别国。他们自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消除引起美国人焦虑的真正原因，美国的贸易政策才有望恢复健全。

美国在失败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角色，说明它已丧失了领导地位。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它拒绝大幅削减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尽管各国普遍认识到这些补贴是不可容忍的。其最新提议是将补贴限制在145亿美元以下，但这远远超出其当前的补贴水平（估计为90亿美元）。美国只有200万农民，而当印度提出增强在进口激增情况下应用的“特别保障机制”时，却遭到美国的指责。相比之下，印度的农场规模要小得多，经常仅够农民维持生计，而且，该国近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

美国自身的让步微不足道，却坚持要印度作出艰难的让步。而其吝于削减补贴，更是使政治局势变得棘手。此外，在多哈谈判开始时，人们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农业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美国还强行在双边优惠贸易协定（多数是与发展中小国签署的）中加入与贸易无关、有损伙伴国利益的条件。美国很难称得上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典范：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塔夫特-哈特雷法》(Taft-Hartley)出台后，罢工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在私人部门，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稳步下降至10%以下；美国没有认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所有核心准则。这样一个国家，却厚颜将标准强加到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头上。理由何在？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实行了它所鼓吹和要求的标准，而是因为劳工游说团体认定（但缺乏有力证据），美国工资增长停滞，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所致。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它们相信，如果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有关“世界是平的”的理论颠倒过来也能成立，通过让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升至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平的，那将有助于减少竞争。简而言之，这正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出口保护主义”。

令这种强权政治手段倍加令人厌恶之处在于，美国会打着利他主义的幌子：不是直率地吐露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会担心竞争”，而是装成这“符合你们工人的利益”。利他的霸权主义不会玩此类把戏；而利己的霸权主义几乎专干此事。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呼吁，美国今后签署优惠贸易协定时，应当实行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应当修订，采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这是他的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是在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增添美国作为利己霸权国家的名声，而不是减轻这种名声。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但的确需要进行改革，只是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改革必须全面反映美国面临的新现实，尤其是困扰当今美国工人的经济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

首先，就如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样（当时，1美元衬衫充斥世界），如今，印度和中国正迅速发展，并大量地出口商品。它们就如置身于世界经济“小人国”的格利佛(Gullivers)。在它们出口集中的行业，它们引起了海啸。

其次，竞争加剧了。如同波音(Boeing)与空客(Airbus)一样，竞争优势的差距缩小了。在贸易行业，再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或他手下的工人，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总是有某个人，来自某个地方，让他坐卧不宁。我将这种新现象称为“万花筒相对优势”。它导致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今天你有优势，明天你就可能失去优势。

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工作不稳定的问题，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能够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必须提高教育水平，减少用在专业化方面的时间比例：这将使工人在万花筒转动时，更容易适应新的技能要求。必须帮助不熟练工人，鼓励他们掌握技能，从而提高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即使是在他们没有失业的时候。

参议员奥巴马承诺进行改革，但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几乎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没有摆脱诸如医疗改革等陈词滥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赞成自由贸易，这令人赞赏，但他看来并没有理解这需要从制度层面来考虑，而制度需要进行重大革新。两人都必须理解，美国需要“新政”！

伴随着盛大欢快的歌舞表演，北京鸟巢的圣火渐渐熄灭；中国军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了骄人战绩，由此所引起的自豪和激动将长久珍藏在国人的心间。随着奥运会的顺利闭幕，人们的注意力逐步转向中国的经济问题：通胀、增长、股市、楼市、汇率、出口、就业。面对乱象纷呈的经济数据，我们要问，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季度变化的大体脉络是什么？未来的基本趋势如何？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又在何处？ 奥运“扰动”2008 比较清楚的事实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和日益复杂的经济体来说，奥运会的召开本身顶多造成了一些短期的扰动，其对经济的基本趋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取向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影响。 奥运造成的扰动首先可见于政府的日常议程表。奥运前，政府把保证奥运会平稳顺利召开作为工作重心，而且几乎从上到下都把重心和精力都放在保证奥运会平稳召开这个层面上，这对政府日常的工作安排无疑会造成一些影响。第二个扰动可见于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比如，为确保空气质量对北京周边工厂开工方面的限制，为缓解交通压力对北京市内车辆号牌的限制，以及此前签证政策的收紧、安全生产标准的进一步强化等——凡此种种，大概都会在奥运会后解除或者放松。总的来看，这些都是在操作层面上的调整，而且大部分都在预期之内。

从宏观层面来看，奥运会召开本身对中国经济政策取向并没有形成特别大的影响。最明显的证据是从去年底“双防”到目前“一防一控”基调的调整。这一基调的调整主要反映了经济现实的不断变化，并不受奥运的影响。

第二个证据是政府管制价格的调整节奏。自去年底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攀升以来，人们普遍的预期是由于奥运的关系，能源价格的调整可能要拖到奥运会以后。但事实上，在奥运会前，6月下旬，政府便提高了成品油价格；奥运会中，8月19日，政府又宣布了对上网电价的上调。价格调整应该主要反映了政府对逐步形成的油荒和电荒的担心。面对这一压力，奥运扰动即使存在，也退居次要地位。

所以，无论在价格管制层面上，还是在对总体经济的布局和对政策操作的节奏上，奥运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压力正在全面暴露……

尽管如此，以奥运为时间节点，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很多基本面情况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并不是奥运本身所必然带来的结果，但在时间上看起来与奥运有一些巧合。

在过去三个季度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快速下滑，这一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贸易顺差下降的影响。就贸易顺差的变化而言，出口实际增长率的下降无疑引人瞩目，这显然与国际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的明显上升密切相关。这一趋势即使在去年底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并不令人意外。

从出口的结构层面看，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增速在大幅度下降，这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至少与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周期性影响一样重要，这从草根层面上出口型中小企业的压力中也得到生动体现。应当说，这一结构性调整过程还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本身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未来政策面临的挑战将主要是通过扩大内需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缓解这一调整过程对出口部门所造成的压力和痛苦，而不是试图逆转这一调整进程。

就贸易顺差的变化而言，可能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进口增长率的大幅度上升，这主要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以及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增强。实际上，如果剔除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以来应该仍然有两位数的增长，经济增长率的减速也会缓和得多。

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在国际收支层面上反映为贸易顺差的下降，在国民收入的层面上则表现为企业利润受到侵蚀，以及通过通货膨胀上升带来的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这方面的变化在去年底的时候市场和政府普遍都没有估计到。

普遍资金紧张及其后果

目前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中，企业部门可能感受到比较普遍的资金紧张，尤以中小企业为甚，这部分反映出口下降和进口品价格上升带来了盈利压力，从而影响着企业的现金流；但其他一些因素可能也在发生作用。

在去年底可以预见到的变化是，贸易顺差将逐步减速，“两防”政策也会促成信贷增长率的下降，从而影响企业的资金来源。但从总量角度来观察，迄今货币信贷增长率的减速并不惊人，为什么企业现金流的压力会这么大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在超预期地大幅度上升，带动经济对交易性的货币需求增长很快。尽管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从去年2季度以来一直在下滑，但是其名义增长率在同期却在不断上升，并在今年2季度达到20%以上的水平——这一名义增长率是过去十几年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名义增长率大幅上升意味着实体经济内部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媒介。比如对要购买钢材的家电企业，钢材价格上涨，它便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准备偿付货款。对于钢铁企业——哪怕进口同样多的铁矿石，由于铁矿石价格大幅飙升，同样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完成这笔交易。

经济名义增长率出现超预期的大幅度上升，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影响，这一过程实际上进一步增强了宏观政策的紧缩力度，这在去年底可能也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企业在现金流方面感受到压力，就需要调整生产、经营和融资活动。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减持股票，包括正在解禁的非流通股，这可能与股票价格同期的大幅度下挫存在关联；另外一个办法是从国外设法融资，这会形成难以合理解释的资本流入，或者从民间借贷市场筹款，这会形成民间借贷利率的大幅度上升；还有一个办法是降低投资，削减生产规模从而降低对资金的消耗。最后一个办法涉及到对实体经济活动的调整，粘性比较强，从而出现得比较晚，但可能正在发生。

在过去三个季度里，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另外一个变化是房地产市场的巨大调整，突出表现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下降到多年未见的负增长水平。即使在今年初的时候，人们对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如此大的调整仍然没有充分的估计。

房地产销售领域的惊人变化首先表现为房地产企业现金流的急剧恶化，随后逐步影响到企业参与土地拍卖的热情。随着预期的进一步向淡，这正在转变为新开工面积和投资的下降以及销售价格方面的压力，其中投资下降的过程可能正在形成，这会对经济形成全局性的影响。

奥运后最先值得关注的政策包括外汇和信贷两个方面。首先是人民币汇率的走向。今年三月以来央行在人民币升值政策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紧盯美元到逐渐盯准一篮子货币。最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连续下跌，个中原由在于，政府希望照顾出口商，保障国内就业。但由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强势反弹，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还在快速升值。当然，如果央行最近还是实施对美元的渐进升值政策，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会快得多。 从中国出口总量来看，增速减少幅度其实有限——今年1-7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3%，同去年全年25.7%的出口增速相比，不算太慢，更何况今年我国有意大幅削减有些方面的出口，如粮食，煤炭和钢铁等。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中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而是有些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纺织业，生存状态非常恶劣。纺织业既要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要面对国内各种各样成本上升的压力，整个行业处于濒临亏损的状态，有可能导致大量企业关闭和失业，不利于经济的软着落。另外，政府也变得越来越有前瞻性，意识到下半年由于全球经济疲软，有些主要出口地甚至陷入经济衰退，中国下半年的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因此政府近来开始调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出口退税政策。汇率政策对所有出口行业一视同仁，而出口退税政策则是有保有压。这其中有调整的因素，并非一味注重出口与增长。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信贷政策动静。奥运会前，信贷政策已经有些松动了——奥运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松动呢？我认为也许还有更具体、更实在的政策出台，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与信贷政策变化密切相关的，是对地产的调控思路——我认为，现在这个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关键问题还有待深入了解：比如全国房价的实际走势如何，房贷断供现象有多严重，断供会对银行资产质量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在奥运仍在进行中，很多工作组的调研也正在展开。我认为中国的地产方面政策还是会比较从紧，因为美国的坏例子就在摆眼前——现在轻易放松政策，只会为将来埋下更多的隐患。适当出台一些对房地产比较有利的政策也不是绝无可能，但未必是在信贷方面。

我认为，奥运以后，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过去一两年，中国经济改革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退步。比如，价格控制的死灰复燃——本来设计好的煤电联动或者油价调整方案，后来都不再运行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市场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由此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奥运之后，应该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大主题是：中央的政策不能总是被短期因素拖着走，而应该有中长期改革的方案和目标。因此，接下来价格改革理应是一个重中之重。比如，中国国内油价和国际油价仍有20%-30%的差距，存在继续上调的空间。具体何时上调无从得知，但政策的取向应该是让价格回归到由市场决定的状态。此外，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应当继续推进改革。比如，企业购买了机械设备后就应该予以相应的增值税抵扣。向市场化或现代化的经济管理迈进一步，应是后奥运时代中国经济的一个重点。

“就大宗商品、货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波动性、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些年的局面前所未有。”-罗伯特?艾力伯(Robert Aliber) “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3月16日 “我不再相信市场的自愈能力。”-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法兰克福，2008年3月 “简言之，这个崭新的金融体系——尽管参与者才华横溢，尽管回报巨大——未能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纽约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2008年4月8日

30年来，我们一直在宣传自由金融体系的好处。它带给了我们什么呢？“一场又一场金融危机”是一个不错的答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

卡门?雷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最近在一份出色的论文中证明，这些正是我们本应预料到的：银行业危机总是跟随着金融自由化而出现。这并不是说，金融自由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它肯定已经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它也许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证据有些好坏参半。但有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危机频繁且代价高昂。

杰勒德?卡普里奥(Gerard Caprio)和丹妮拉?克林格比尔(Daniela Klingebiel)提供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93个国家（即半个世界）不低于117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其定义为多数或所有银行面临资金枯竭）的信息。在能够获得相关数据的27次危机中，纾困的财政成本达到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有时远远超过这一比例。

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乐观主义者——比如我——可能相信，或至少希望，监管水平正在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更为老练、风险管理更为成熟。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会——实际上曾——相信，全球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代表着新的以交易为导向的复杂金融的希望之乡。

就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我撰写了一篇关于“新金融资本主义”的文章。我在文中提出，现在“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最重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我在文章的最后总结称：“我们勇敢的新资本主义世界与20世纪初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它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机遇。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经受过考验。”

考验几乎是立刻就降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新一轮危机——2007年和2008年的“次贷与信贷冻结”——是过去30年最重大的一次。是什么让这次危机意义如此重大呢？它考验着我们最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它发源于全球最发达经济体的核心，发源于最有见识的金融机构达成的交易，这些金融机构运用最为聪明的证券化工具，并依赖于最为成熟的风险管理。

即便如此，金融体系还是崩溃了：商业票据和银行间市场处于冻结状态；证券化票据产生了辐射效应，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近似于幻想；央行不得不注入巨额流动性；恐慌的美联储(Fed)不仅被迫以空前幅度降息，还要拯救券商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银行自身也不得不从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求紧急增资。

甚至外国政府也伸出了援手，向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注资。美联储通过收益率曲线的间接纾困也在进行之中。另外，亏损一直在继续。几乎无人认为，这个悲伤的故事已经结束。沃尔克得出一个如此可恶的结论，可以说毫不奇怪。

同时，作为一个脚注（尽管不只是如此），英国最具活力的银行之一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破产，引发了英国银行100多年来的首次挤兑行为，并实际上迫使英国政府为英国银行业体系的负债——唉，是的，我的意思确实是全部负债——提供担保。英国曾为拥有一个像其它国家一样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复杂的监管体系而自豪。如今，它再也不能如此了。

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危机一再爆发的现象？最近的一场讨论非常好地展现了对危机的各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与其它多数危机一样，此次危机是存在内在缺陷的金融体系的产物。我几个月前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列举了许多普通公民可能提出的指控：这位发件人断言，此次危机是“那些处于金融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物在21世纪开始的前前后后所做出的贪婪、不道德、完全自私自利并且自欺欺人的决策”的产物。

这一看法的更为复杂的版本是，自由的金融体系不仅提供获得非凡收益的机遇，它还同样具备产生自发性错误的能力。这样的叙述并不陌生：金融创新和冒险的热情催生了信贷的快速增长，进而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从而让更大规模的信贷扩张以及更高的资产价格显得合情合理。接踵而至的，便会是资产价格触顶、恐慌性抛售、信贷冻结、大批人失去偿还能力，最后是步入衰退。因此，一个缺乏监管的信贷体系，与生俱来地缺乏稳定，并会产生动荡。

这种论点与已故的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有关。对于这种脆弱性，经济学家们会拿出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是关于对激励的理性反应，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的短视。区别在于贪婪和愚蠢。

那些强调贪婪的人指出，导致金融行业承担过多风险的原因是激励措施。这是有限责任与“不对称信息”（对于事态的发展，内部人士得到的信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及“道德风险”（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金融机构同时遭遇困境，政府将出手挽救）相互作用的结果。

另一个观点是，这一切都源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愚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金融监管放松和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只是导致无数人相信自己将成为赢家，而其他人将承担风险并最终承担成本。
                

不管错误更多的是在于贪婪还是愚蠢，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这次的失败是监管的失败。如果监管者做好了自己的工作，确保审慎的抵押贷款发放，控制表外工具增加，对监管部门进行指导等等，那么危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参与者——借款人、贷款人、政界人士、甚至是监管者——都被席卷一空。在狂喜或是恐慌的时期，很少有人能洁身自好。

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危机实际上是由政府干预造成的：按照这种观点，监管不只未能抵消错误，而且还是造成错误的原因。政府愚蠢地提供了显性和隐性担保。政府通过对长期贷款提供补贴，扭曲了房地产市场。政府通过税法对借款进行补贴。监管者放任甚至是鼓励表外融资。因此，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体系，我们需要政府退出，不要妨碍金融体系。

然而，也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所有的金融泡沫及随后出现的破产都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在2000年华尔街泡沫破裂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过于宽松。经济学家们普遍支持这种观点。这一观点在金融界也颇受欢迎：“这不是我们的错误；这是艾伦?格林斯潘的错误，他是‘连环吹泡泡者'(serial bubble blower)。”

有些人认为，此次危机是货币政策重大失调的产物。这种观点有三种变体：正统观点认为，只是犯了一个错误；稍微不那么正统的观点认为，这属于智力错误——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美联储决定忽视资产价格；还有一个更不正统的观点认为，人造货币（法币）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就像格林斯潘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全球回到金本位时代，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如果人类希望避免货币政策频繁失事，那么他们必须像奥德修斯(Odysseus)那样，把自己捆在金钱桅杆上。

(待续)

我们看不见时间之河。我们的心里，却一直有那么一条河，静静地流淌…… 时   间   之   河  

时间像一条河。

 那晚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窗外有一首曲子沿着湿漉的街道缓缓地滑过。那首叫《时光倒流七十年》的曲子，浸满伤感，令人无端地惆怅，感慨万分。

这种巧合是令人感动的，像两条优美的曲线交互在一起，构成一个同样优美的形体，在风中，像花园里的瓮，在艾略特的诗中哭泣。

读普鲁斯特的小说，有一种近乎读红楼梦的感受。时间才是真正的主角。人只是时间之河里的浮游生物。有一种悲哀，却带着更深的珍惜。

 我的思绪在飞，在回忆和想象之间……  

对普鲁斯特来说，时间是首要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似水的年华之中，空间是相对的概念，处于一个变幻万千的过程中间，我们在时间的流程中逐渐解体。我们曾经喜爱的地方，我们决不会重睹它们，因为重游旧地的人不再是那个曾以自己的热情装点那个地方的儿童和少年。

我们处在过程之中。

孔夫子看见河水东流，日夜不停，曾经感叹地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西方人也把时间比做一条河，它是从遥远的过去，流向无穷的未来，不能停息，也不能倒退，而“现在”只不过是时间之河上的一点罢了。   

日本摄影家星野道夫有一幅摄影作品，是在阿拉斯加的上空拍摄到的熊妈妈带着小熊在荒凉的阿拉斯加的冰雪大地上缓缓移动的场景。在这张壮阔的摄影作品旁边有这样一行文字：“我发现，我们走过的是相同的时间之河”。这行文字当下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们走在这样相同的时间之河里，在这样一个精致和谐的园地，在各自繁忙的生活中偶能有交集，即使不会像是星野先生所体会到的地球上的生物皆是时间的共同拥有者，所有生物也全是共生关系，但能在这个园地里走过相同的时间之河，也令人有着格外温馨而深刻的感受！

 在时间之河中，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命定的道路，一切都注定要走到尽头，在虚空中退出，消失在毁灭里，消失在时间之中。只有永恒的“记忆”——对亲人、对爱人、对朋友的那份真诚，才能让美丽不会消失在时间之河中。

  没有岸堤能够限制时间之河的流动——将永远存在，所有人都必将没入其中，它的水透明而漆黑，世界万物尽在其中。文字中有它， 

音乐中有它，每个人只能在河中跋涉一次，永远无法找到它神秘的源头。林语堂说得好“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

   站在岸边看着时间之河，带走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流速太快，看不清楚；伸手打捞，一无所获。那就闭上眼睛，静静的聆听水流的声音。水有急有缓，河岸宽了，它就流的慢一点；河岸窄了，它就流的快一点，但不管怎样，它总是勇往直前，毫无怨言。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责怪过河岸的外形，只是取合适的方式，不断向前。前进，始终是主题词。

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一样一样的24个小时，不会多一秒，也不会少一秒，但由于每一天所处的位置不同，于是便有了不同的价值。  

我从书本中醒过来，回到了笼罩住我的时间里。墙上的钟表静静地走动着，仿佛时间与它无关。可正是这些钟表把浑圆无尽的时间，分割成以秒、分、时命名的单元。生活因而有了规律，有了节奏。 人永远生活在时间之内，却永远对时间陌生。

  时间在钟表上不停地走动着，却永远留不下痕迹，我们看到的只是和哲人面孔一样理智的阿拉伯数字。但时间又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时间包含着神秘莫测的一面，它亘古如斯地存在着。

每个人对时间的感觉都不一样，每一个时代也是如此。 其实，时间的痕迹无处不在。小到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大到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峦变得寸草不生的过程，只要留心，并不难发现，我们只是在时间的皮鞭驱赶下，因行走的匆匆而忽略了触摸那些痕迹，当我们无意中触摸到时间的时候，又往往因时间的过分严酷而不敢正视。 大地上的人们热情地歌颂时间，大地上的人们盲目地相信时间。

从时间的痕迹中我们可以看到物换星移，也可以看到沧海桑田。 既可以看到一个婴儿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也可以看到一位明眸皓齿的少女变成枯槁的老妇。在时间中我们渐渐老于世故，时间带走了我们曾经的天真。 时间之河在我们的身边流淌，不断赋予我们勇气、智慧和经验，也在不断索取我们的青春、精力和热情……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时间之河这奔涌不息的波涛……
                  我们真的把自己看的太高.太重了!!!!!!!!!!!!!!!其实我们真的就像上面的语录中说的那样.只是时间之河里游离的鱼.时间才是永恒的话题.我们只是时间的浮游生物.当我们慢慢老去.当一切完美的事物在我们眼前尽失.一切都将归与时间.很想好好去爱.去懂生活.去理解与包容大千世界里的诸多无奈.可什么才是理解.什么又是得到呢?走在大街上看到美丽的姑娘却忍不住多飘两眼.当看到别人成双成对.却嫉妒自己没有获得.当获得时想去珍惜.可又因事事不平而不欢而散.世界的浮游生物中我们是最高尚的.我们是最美丽的.我们也是最可恨的.可悲的.可怜的...............
                   当爱一次一次的刺痛.当真诚一次一次的被抛弃.痛.................留下的只有痛.也许明天会有更好的爱等你.可你觉得你还可以接受吗???真的可以放弃吗?似乎我们都在为生活与爱而逃避.又似乎我们都在为爱而努力.可爱在哪儿.真心.实践.环境.等等...............我们其实以厌倦.可我们摆脱不了无奈!!!!!!!!!真的摆脱不了.因为我们身边有亲人.有朋友.有父母兄弟姐妹.为了这一切我们都勉强着挣扎着.苦苦的等待着...................当明天会好吗?我们谁也不清楚.我们谁也不知道.只愿上天能善待我们.我们也能坚持的善待自己.一切都原与自我.让我们携手共进吧?明天是属于我们的.爱不会枯萎.情不会暗淡.只要心不死.明天就是希望.让我们彼此盛达携手的帆远航吧.
                         心是永恒的太阳.爱是永恒的情愿.生活是我们建立衡量的天平.把我们的泪于心酸放进大海.让风带它飞翔吧.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快乐的生活健康平安.......谢谢你门我的朋友们.有你们的坚持才有我的宁静.谢谢.............

在 实现进一步增长方面，中国拥有一个未经开发的巨大来源：其庞大的国有资产，包括企业、资源和土地。将这些资产私有化，会释放出财富效应，并推动国内消费。这种改革将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转为国内消费驱动型。这将降低中国对工业的过度依赖，并刺激其服务业。在此全球经济放缓之际，这样的改革适逢其时。 当1978年开始改革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生产性资产都为国有。但自那时起，改革就一直未包括私有化。目前，政府拥有中国70%以上的生产性资产。在改革之初的20年间，将全国资产集中在政府手中，符合一种良好发展的目标，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工业产能的扩张。如果当时已将国有资产私有化，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可能难以调配资源。最初“不进行私有化的市场化”方式获得了成功，政府值得赞扬。中国由此拥有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并成为了一个工业化经济体。 但是，这种工业先行、政府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一直放任自流。偏重于工业（而非服务业）破坏了中国的环境。这也一直是一种资源高度密集型的模式。中国已将出口市场从发达国家拓展到拉美、中东及非洲等地。但以往的这种成功，正限制着出口进一步增长的潜力。经济放缓，加之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保护主义日益抬头，使得出口增长不那么容易。为了进行经济转型，中国需要转向内需（而非出口）驱动的、以服务业（而非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 什么能刺激这种转型？鉴于工业产能已经过高，答案是私有化。决定继续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将弊大于利。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以高于10%的年率增长，但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却一直跟不上。原因何在？

一旦我们对以往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是如何在政府与家庭之间进行分配的加以审视，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复杂了。首先，政府在中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上升，而这是以牺牲公民个人利益为代价的。1995年至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有企业利润以及出售土地使用权所得）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年增长率为16%，而同期内城镇及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为8%和6.2%。2007年，政府税收增加了31%，而城镇和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分别增长了12.2%和9.5%。随着私人家庭在中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迅速下降，消费增长只会十分缓慢。

然而，政府和家庭之间资产所有权的分离，对消费增长的损害甚至更大。诚然，30年的快速增长增加了中国的收入，并大幅提升了资产价值。因此，人们原本可能期望看到这给私人消费带来的显著财富效应。然而，这些收益70%以上都流入了政府腰包，公民个人感受不到太明显的财富效应。

除非消费者拥有更多财富，否则私人消费上不可能出现财富效应。无论是中国还是前苏联，所有国有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经济增长由投资、而非消费驱动，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此，对于多数中国消费者而言，劳动工资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但即便是这唯一的来源，增长速度也不及预期水平。这是私人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所在。国家所有权抑制了消费需求。

此外，基于政府还是私人家庭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和收入，经济将呈现出不同的需求结构。如果是家庭控制着消费力，他们会更青睐消费品和服务，这将有利于服务业。如果政府控制着消费力，它会侧重于基础设施、工业项目和工业产品，这会推动重工业、能源及自然资源的消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所有权有利于促进增长。而如今，对工业的过度投资是一个负面因素。中国将剩余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公民中进行平均分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私人所有权会将缺失的财富效应还给数百万家庭。短期内，这将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保持增长。从长期来看，这将改善中国的工业/服务业组合比例，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的确，东欧的私有化进程短期内令人失望。然而，它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因为这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此前毫无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及相关法律和监管结构方面的经验。中国在这些方面已有近20年的经验。中国的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着逾1亿个账户。在操作方面，中国已做好了准备。

25年前，在新德里召开的国际奥委会(IOC)第86次会议上，阿迪达斯(Adidas)前总裁霍斯特?戴斯勒(Horst Dassler)提交了一份陈述录像，将奥林匹克五环描述为“现有开发利用最少的商标”。 情况已不再如此。在每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运的收入中，赞助计划如今约占40%。只有转播权带来的收入更大。 赞助资金的增长速度一直相当惊人。1985年至1989年，也就是国际奥委会首次策划并启用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计划(TOP)的4年间，卡尔加里冬奥会和汉城奥运会加起来，从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飞利浦(Philips)和兄弟工业株式会社(Brother Industries)等9家公司总共筹集资金9600万美元。 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的四年间，从12家合作伙伴公司获得的现金以及产品和服务等现金等价物(value-in-kind)，共计达8.66亿美元。国际奥委会市场委员会主席格尔哈德?海伯格(Gerhard Heiberg)希望在下一个4年期间，即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召开前，这个数字能够达到“10亿美元左右”。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奥运会中还有一种“国内”赞助计划，由实际组织和筹办每届奥运会的城市负责筹集。

在前一个4年期间，此类赞助达到7.96亿美元，但这次的数额可能增加了近一倍，因为北京奥组委成功吸引了中国企业和热切希望在广阔中国市场提高销售额的跨国公司前来赞助。据信，北京或许以这种方式总共筹集到资金12亿美元，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筹集的3.02亿美元的4倍。加上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到2008年的4年间，国内赞助筹措的资金也许已达到前所未有的15亿美元。

奥林匹克营销计划的运作原则是产品类别排他性：例如，只要可口可乐(Coca-Cola)仍是奥运会全球赞助商，其它任何非酒精类饮料生产商就都不能签约成为赞助商，除非它们赞助的是另一种产品种类。

此外，如果某个特定产品类别被国际奥委会列入全球合作伙伴计划，赛会组织者一般必须避开这一类别。

各企业认为作为奥运赞助企业具有很高价值的部分原因是，奥运会具有真正的全球影响力。“我们也在200多个国家有业务，”可口可乐全球体育及娱乐市场总监凯文?特莱斯勒(Kevin Tressler)表示。可口可乐公司赞助了自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以来的每一届奥运会。

另一个因素是人们普遍认为奥林匹克五环标志所象征的一整套价值观——公平、诚信、全球和谐等等。“当人们知道我们是奥运会赞助商时，他们更加喜欢我们，”特莱斯勒表示。

第三个因素是一位奥委会内部人士所描述的营销平台的“可延展”性。奥运赞助商除了不能在运动员服装或比赛场地上做广告，几乎什么都能做——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其中包括在自己公司的广告中使用奥运商标，在奥运会上招待自己的客户，利用比赛门票和其它回报开展客户推广和员工激励计划。

作为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的通用电气(GE)表示：“大约有1.58亿美元的增收来自含有奥运因素的促销活动。”

可口可乐公司为2008年奥运会进行的营销活动包括一个网络计划，鼓励消费者创作或共同创作标志性可乐瓶的数字设计，以及在150多个国家发售纪念包装，向世界解释“可口可乐”的中文意思是“美味的快乐”。可口可乐公司表示，这将是公司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赛事相关包装宣传活动。

赞助咨询公司Future Sport+Entertainment对火炬海外传递期间网络上发表的13.8万多条有关奥运赞助商的评论进行的分析显示，60%的评论是负面的，只有6%是正面的。

然而，Sponsorship Intelligence代表国际奥委会在5个国家——中国、巴西、印度、美国和英国——进行的调研显示，多数人认为抗议者不应该把奥运会赞助商作为目标。近三分之二参与调查的人认为以赞助商为目标是不对的，有11%的人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很明显，2008年北京奥运会遇到一系列相关挑战，特别是有关奥运火炬的海外传递，”国际奥委会营销总监蒂莫?朗姆(Timo Lumme)表示。

当然，奥林匹克运动的强项之一就是其持久性。与过去曾经历过的政治抵制和腐败丑闻相比，当前悬在奥林匹克选择中国作为主办国的明智性上面的问号，似乎是次要的，而且奥林匹克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现在，五环标志的激励力量依然基本未受影响。

据中国国有媒体报道，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昨日再度发生暴力袭击事件，共有7名袭击嫌疑人和一名保安人员丧生。

官方的新华社称，在库车县(Kuga)发生了一连串爆炸，袭击者与警方之间还爆发了枪战。其间，袭击者在黎明前对一个公安局发动了袭击。

这次暴力事件发生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第二天，之前，新疆另一地区也曾发生袭击事件，致使16名武警身亡，另有16名受伤。

中国官方曾表示，新疆地区的分裂主义组织一直策划在今年发动一系列袭击，以破坏奥运会，而中国政府为了奥运会，已在北京部署了大规模的安保措施，其中包括调动了10万军人及武警。

反恐分析人士相信，新疆存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团体，但尚不清楚他们的真实实力。然而，几乎没人认为这些组织有能力在北京发动袭击。

在奥运会筹备阶段，中国曾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其中包括上海的一起公交车爆炸案、西南城市昆明的两辆公交车爆炸事件以及其它数起未经证实的事件传闻，导致气氛持续紧张。

据新华社表示，新疆警方称，尚未有足够证据将这些新的袭击事件归咎于该地区现有恐怖组织，特别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美国及联合国都已将该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

不过，北京奥组委官员王伟称，这次袭击是“东突分裂分子”所为。

他表示，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实现分裂。

据新华社称，首起袭击发生在凌晨2点，数名男子驾车将爆炸物掷向一个公安局和一处政府办公场所，杀死了一名保安人员。警察进行回击，击毙2名袭击者。

大约6个小时后，警察在一个商店内发现数名嫌疑人。新华社称，这些嫌疑人随后将爆炸物投向警察。5名袭击者在接下来的枪战中被击毙。

库车县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740公里，在北京以西3000公里之外。上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喀什，那里是靠近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古代丝绸之路重镇。

由于美国经济快速走弱，中国势将于明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这比预期提前了4年。

这一巨大飞跃是由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透视(Global Insight)向英国《金融时报》提供的预测所显示的。根据预测，中国明年将占全球11.783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的17%，而美国将占16%。

去年，美国仍轻松名列榜首，占全球总值的五分之一。中国位居第二，占13.2%。

就在去年，全球透视的经济学家仍预测，美国会将其领先地位维持到2013年，但对其今明两年估计产出的大幅下调，预计会导致美国名次比原来的预期更快下滑。

这些数据凸现了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在过去20年的飞速发展。1990年，在经济改革开始奏效之前，中国仅占全球制造业的3%。

制造业在2007年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7.5%，但零售业、分销业、运输业及通信业等比重大得多的服务业的大量活动，都要依赖制造业。

这个预测中的变化，将终结美国100多年的支配地位。按经济历史学家的说法，这将使中国回归其在大约1840年之前占据了约1800年的地位。1840年，英国在工业革命后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

本届奥运会最无悬念的胜利，在上周五得到确认：中国摘得开幕式竞赛的“金牌”，想必把有史以来任何奥运会开幕式拿来比较都是如此。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赶上中国在奥运开幕式上投入的精力、人力、协同、独创性，以及（不得不提的）财力，也许将来也一定赶不上。曾几何时，奥运开幕式只是一场大型运动会之前的小表演，而如今它已成为一场巨大的表演和盛况。

经过4小时令人震撼（即便似乎有点没完没了）的表演与仪式，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宣布第29届奥运会开幕。

除此之外，首场胜利属于开幕式的导演张艺谋。人们对奥运开幕式的期望提高，至少可追溯到迪斯尼特色的1984洛杉矶奥运。但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达到顶点，展现了令人惊叹的雄心。

其主题采用传统的题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但张艺谋以空前的场面演绎了这一切，他巧妙地利用“鸟巢”体育馆的设计来达到表演效果，还拥有预算方面的自由。中国媒体所提的5000万英镑预算，似乎严重低估了实际开支。这场表演由2008名鼓手开场，此后的表演气势更为恢宏。

相比之下，4年后伦敦奥运的开幕式会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是业余演出，而明智的伦敦人则不会希望有人会想跟北京奥运比排场。毕竟，5000万英镑能够买到不少新的公共汽车。

尽管“鸟巢”美丽，但在开幕式中扮演的角色相对次要。场内9.1万名观众也许感觉不到曾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建筑评论员兴高采烈的“分层的亲密空间”，此公想必是安排来单独参观的，所以才能感受到这些空间所提供的“意外的私密与孤独时刻”。

相反，开幕式上的观众会注意到，热量被看台上方的屋顶遮挡而无法散发，使“鸟巢”里面比外面明显热得多。奥运官方网站称，当时有“微风”(其实当时场内的空气更像燕窝汤)，风力如此之微弱，以至于旗杆内安装了特制的吹风装置，以确保旗子能够飘扬。

不过，没有下大雨。但是，上周五晚上什么都不能够抑制中国人展示民族团结并投入欢庆的激情。一位熟悉中国的人士表示，这一场面也许是人们自15世纪明朝鼎盛时期以来从未见过的。

204个参加北京奥运的国家和地区（第205个，文莱，在最后一刻退出）的运动员沿着场内跑道，行进或信步闲逛（取决于各国的喜好）至指定地点。

所幸地球不算太大：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条件下承受更为冗长的运动员入场式，其中包括必须不停跳跳蹦蹦近两小时的官方啦啦队。

每一个运动队都得到轮流演奏乐曲的迎接，结果，马里、圣马力诺、黑山和朝鲜的运动队在《苏格兰勇士》(Scotland the Brave)的伴奏下入场，阿曼队则在听上去像是探戈的乐曲声中入场。

有时候，观众对政治的关注，超出了他们自己所在的地域。观众对伊拉克队报以特别响亮的掌声，这被解读为一种反美姿态。俄罗斯队也受到热烈欢迎，这比较奇怪。而阵容庞大、几乎望不到头的美国队，则仅得到散乱的掌声。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有个别运动员是在付出了超人的忍耐与痛苦之后，才有幸参加北京奥运的。比如担任南非队旗手的左腿截肢的游泳运动员娜塔莉·杜-图伊托(Natalie du Toit)；从苏丹难民成为中长跑运动员的洛佩兹·拉蒙(Lopez Lomong)，通过一项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安排，他担任美国队旗手；或者柬埔寨马拉松选手布廷(Hem Bunting)，他在简陋的国家体育场训练，住在体育场附属的遍布苍蝇的宿舍。

苏丹队本身也值得一提，其举重运动员用充填了混凝土的油漆罐训练；肯尼亚有数名运动员在不久前席卷该国的暴力中遭受了巨大痛苦；还有来自黑暗的津巴布韦的运动员。在另一方面，瑞士队的旗手则是亿万富翁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他们都有幸汇聚在奥运会上：富人、穷人、矮个子、高个子。

但这些运动员明白，他们并非开幕式上的明星，因为当中国队最后入场时，“鸟巢”内爆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中国队的旗子举得比其他运动队都要高，当然，那是因为中国队的旗手是身高7英尺6英寸的篮球运动员姚明。

上周五的夜晚属于中国，那时，中国人的感受确实像一个人民共和国。很可能，今后两周都属于他们。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

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重大金融震荡的结果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经济低迷时间跨度可能有多长，影响可能有多深？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

近几个月，令人惊讶的事情并非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是全球经济竟然还在增长。去年的信贷危机并未遵循最近几次经济疲软时期的老路——这几次的特点都是临时性的流动性冻结，如1982年、1989年以及1997年至1998年。这场危机与众不同，它是一次五十年或者百年一遇的事件，深深根植于人们对主要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的恐惧。 全球央行向市场注入巨量的短期流动性，并未让这场危机就此终结。只有当主权信用替代了私人银行信用时，市场才恢复了表面上的稳定——最初是英国的北岩(Northern Rock)案，随后是美国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案。但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与隔夜指数掉期(Overnight Index Swaps)和金融机构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之间的差值，都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温和水平。对资不抵债的恐惧仍未完全消除。或许有许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处于债务违约边缘，最终将由政府出面救助。 只有等到美国住房价格开始企稳、住房资产水平开始清晰之时，这场偿付能力危机才会终结——住房资产是金融行业很多抵押担保证券的最终抵押品。不过，2006年美国房地产繁荣顶峰期出现了大量过剩的单户型空置住房，只有当市场的消化吸收远远领先于现在水平之时，美国住房价格才会企稳。目前，新建单户型住房的完工率勉强低于因组建家庭和更换需求产生的住房需求率。只有等到今年晚些时候，新屋完工率才会反映出受压抑的新屋开工率，过剩存量的清理速度才会更快。当然，这是在假设当前的住房需求水平能够维持的前提下。 在这一结果出现之前，正在逐渐摆脱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体系能否维持些许稳定，抑或是否又落入另外一个焦虑和混乱期，一切将取决于全球股市。

乐观情况存在于金融业以外的行业。鉴于金融中介机构在过去一年里的巨额减值，非金融企业的出色表现出人意料，贡献了良好的企业收益，帮助支撑了重重压力下的全球股市。诚然，全球股价已经从2007年10月峰值跌落五分之一，但它仍停留在2006年的水平之上，而那一时期的市场明显不像当前这样普遍为恐惧所驱使。

如果银行想要遵照担惊受怕的投资者目前的要求，在更高股价水平上对自己进行增资，那么，一个稳定的全球股价水平至关重要。较高的储蓄率（几乎相当于全球GDP的24%）增大了资本池，大大高于本世纪最初几年的水平。新增储蓄流将提供一些支持。

不过，资本利得也同样重要。在世界经济综合资产负债表的字里行间最能观察到这一点。所有债务和衍生品所有权在全球账目下相互抵消，而实物和无形财产以及它们市值则反映为净值。资本利得虽不能为新的实物投资提供融资，但却可以增加全球净值。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对全球实物资本存量下降引起的预期未来收益进行贴现，那么，该资本存量的市值将出现增长，却无债务可抵消。相应的，将有更大价值的股本来支撑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的资本。一旦贴现率反转，全球股价将出现下跌。因此，更低的全球股价可能会阻碍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的增资。由于债务水平基于资产水平，债务发现也会受到抑制。

全球化是过去10年全球经济活动史无前例增长背后的根本原因。几十年来，全球贸易量的增速远超过全球真实GDP的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全球跨境投资（以市值计算）的增长几乎比全球名义GDP的增长快三分之二。

推动上述扩张的经济体系——市场资本主义——现在已被套上了枷锁，它将出现短暂的停歇或部分的删减。不过，是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预告了金融危机的来临，事实上也是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因此，这场危机应该在意料之外。这10年的很多时间里，风险被严重低估，这个事实在金融界得到广泛承认，但急剧价格修正选择的时机仍然出乎意料。

近代史充满了这种持续数年低估风险的现象。那些一出现过度繁荣的迹象就收回“长期”承诺的市场参与者，面临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因此，就像花旗集团(Citigroup)前董事长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所说，他们继续“跳舞”，但又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退出市场的时间。绝大多数不可避免会失败。当前这场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人们认为薄弱的环节会是那些未受管制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然而，绝大多数损失都出现在监管最严格的机构——银行。

或许，我们无法轻易反对或接受房价和股价的变动，但我们能抵御政治绝望者建议遏制竞争市场的叫喊。我们这样做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在市场资本主义几乎普及之后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强劲表现，证明了日益增加的经济灵活性的益处。

对于习惯了繁荣的民主社会而言，它们已经很难认识到，这种繁荣不是他们熟稔的政治管理的结果，而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事实上，过去10年间，不断增强的全球力量——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的国际版本——悄悄取代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控制。自21世纪初以来，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对长期利率的控制，将其交给全球市场力量。之前管控严密的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已接纳竞争性市场，取代官僚法令。如今的危险在于，一些饱受通胀激增之苦的政府会试图重新掌控经济事务。如果上述情况普遍出现，全球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我们也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

美国官员肯定会嫉妒。近期情形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比美联储(Fed)更有公信力。美国政府放言力挺美元的尝试已告失败，因为市场认为，在经济前景堪忧的形势下，美元利率不会上调。中国的货币政策同样受到束缚，只不过根源是人们认为中国汇率被低估，而非经济增长疲弱。但中国当局在宣传“货逼政策从紧”这一点上做得极为成功。 要证实这一点，可以问问老百姓，与全球投资者交谈，或者浏览一下媒体报道。当然，资本市场已确切地理解了“从紧”的状况，通常也不表示欢迎。本轮中国股市大跌，差不多是从去年底政府口风转变的时候开始的，这同样可以说明问题。 最近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引发股市新一轮暴跌，再度体现了当局的公信力。 然而，政策收紧的证据在哪里呢？譬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确切目的是控制贷款增长。在这方面，央行是“雷声大雨声小”（中国尤其明显）：中国央行今年以来已五次上调准备金率，而信贷年增长率也有所放缓，但也只是从18%降至15%。个中原因在于，中国的外汇积累正推动存款基础持续扩大。资本流入表明，今年人民币升值加快，已加剧了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而非使流动性收紧。资本流入也使得中国不愿意加息，结果是今年实际利率的负值比去年更大。

不要误解我们。这不是批评过去几个月的经济政策。这个伟大的哄人术(great con)——用行话说叫做“引导预期”——是央行政策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这是因为“动嘴”对经济的破坏性比动用实际货币工具要小得多。譬如，在美国金融系统和经济如此疲弱的情况下，加息可能是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正是近期美国官员齐声力挺美元的原因所在。此举如果奏效，可能遏止商品价格涨势，从而减轻美国的通胀威胁。

美国官员放言力挺美元的战术收效甚微。相比之下，中国当局的一切言论似乎都能见效。利率并未上调，但储蓄者表现得好像已经上调了。尽管实际利率为负，但资金正蜂拥流回银行储蓄存款。在中国人民银行最近所作的调查中，50.5%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第三季度物价将会上涨——这个比例看起来很大，但与一年前相差无几；仍有近50%的受访者认为物价不会上涨。

预期起作用，是因为它们会自我实现。鉴于信贷增长受控，以及储蓄者倾向于将钱存在银行，未来数月，中国经济增长应会放慢速度，内生通胀有望纾缓。事实上，通胀预期大幅下降，已令许多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将陷入下行螺旋。首先出现的将是房地产行业急剧恶化，因为交易持续减少令开发商资金吃紧。

由于房地产建设是拉动需求的一个重要引擎，加上出口已是步履蹒跚，眼下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下行风险。但内需放缓是通胀预期受控的反面。因此，中国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是松绑，其论调已从“从紧”转向需要支持经济增长。这对资产价格将是好消息。过去6个月，正是“从紧”的威胁令市场受压。引爆去年红火景象的基础流动性仍然充裕。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迎来它一周年的纪念日，现在是时候进行重新审视了：不仅要重新审视应对危机的策略，还有那些策略所依据的诊断。难道现在还看不出，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挑战是对大宗商品的过度需求和金融服务的过度供给吗？如果明白了这一点，那么，现在是时候停止在阻碍金融体系整合重组的同时，通过政府投资刺激总需求了。 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飙升，是全球经济仍然增长过快的初步证据。这中间不存在任何险恶阴谋。世界刚刚经历了现代史上可能最为壮观的增长繁荣期。大宗商品供应商发现，即便价格已经大幅上涨，但他们要跟上需求却愈加困难——鉴于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大幅增长，这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对于许多大宗商品来说，尤其是能源和金属，新供给需要5至10年的较长时间才能交货。原则上，需求的反应理应更加迅速，但由于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补贴繁多、市场扭曲变形，需求的反应变得非常迟钝。由于不存在重大的全球衰退（经济衰退几乎必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可能将需要经历几年的子趋势增长，才能重新将大宗商品的供需平衡在趋势价格水平上（油价或许能从现在的每桶124美元降至每桶75美元）。在此期间，如果世界所有地区都试图通过宏观经济刺激保持高增长，其主要后果将会是更高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在不太远的将来最终出现更严重的经济崩溃。 考虑到上世纪70年代的经历，令人惊讶的是众多决策者和经济学者仍然相信，政府政策应该以推动需求增长为目标。在美国，增长的需要使得大规模退税、大幅降息和不断扩展的金融机构救助网络合理化。中国领导层在短暂地假装把通胀作为首要问题之后（主要体现在通过人民币的短暂加速升值），又重新将增长明确作为第一要务。其它多数新兴市场都采取了大体相似的手段。 美元集团各国都盲目仿效了美国的扩张货币政策，甚至在经济快速增长对通胀造成巨大上行压力的中东等地区也是如此。在主要区域中，只有欧洲在欧洲央行(ECB)的引领下，至今拒绝加入采取刺激经济政策的队伍。然而，随着欧洲增长减速，欧洲央行也面临区内外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 单个国家或许能从这种美国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方案中获得短期的增长收益，虽然这也是以放宽通胀预期为代价，但稍后可能还要为重新稳定通胀付出巨额成本。但如果所有地区都试图扩大需求，那么，甚至连短期利益都将很少。大宗商品的约束将限制全球范围内的实际产量反应，而大部分过度需求将发展成为更高的通胀率。 一些中央银行家辩称，只要工资增长保持稳定，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的确，全球化导致缺乏技术的劳动者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继续缩水。但随着商品价格上涨，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将随之产生。正如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我在对国际金融危机史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世界每个政府早已经显示出，在得到现代工会的协助以前，它们完全有能力造成极高的通胀率*。 不断加深的金融危机，是否可以作为全球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解释呢？在高通胀肆虐的新兴市场难以找到论据，但即便是危机中心国家，论据的存在也愈加可疑。价格稳定目标不能无限期地让步于拯救行动。保持数年的高通胀，以帮助住房拥有者和金融机构，不管这种措施多么符合一时之需，都必须将这种收益与稍后为了重新稳定通胀预期而付出的长期成本进行权衡比较。同样，让纳税人不断承担随之产生的日益增加的债务（比如对美国房贷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增加的援助），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如果不允许金融公司停业破产，各国央行和监管者如何才能实现金融行业的收缩，从而与抵押贷款证券化和衍生产品相关关键业务的急剧缩减相匹配呢？或许监管者希望各家公司能全面收缩10%至15%。但在任何行业，都很少有这样的整合方式。恰恰相反，最弱的公司将倒闭，它们的健康部分或被接管，或被运营更佳的机构推到一边。难道每一次破产都代表一次危机吗？                      航空行业经常经历运力过剩的时期，行业巨头倒闭的倒闭、合并的合并。然而，正如其它许多行业一样，我们已经逐渐适应这种创伤，并学着接受。但每次银行业经历整合，都将整个国家扣做人质，这样是否正确？随着主要央行将折扣窗口延展至结构复杂、业务种类不断发展并波动不定的投资银行，“危机”整合必定将变得愈加频繁。 出于无数技术和政治原因，在经济繁荣期，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永远不会足够严厉。这就是为什么。在萧条时期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十分重要，这样，投资者和公司高管才有理由对风险予以严肃关注。如果不允许运营不佳的金融机构在衰退期关门，那到底什么时候它们才能获准倒闭呢？ 当然，今天的这种混乱局势是多年酝酿而成的，而且没有简单、无痛的退出策略。但引进更多银行业监管规定的需要，正是决策者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必须放弃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并接受在如此惊人的繁荣期过后必然跟随经济放缓的另一个原因。对多数央行来说，这意味着要大幅加息以抗击通胀。对财政部来说，这意味着要坚持财政规定，不要屈服于退税和燃料补贴的诱惑。决策者为了避免常见的供应危机型经济衰退而做出积极努力的时候，正在拿通胀和预算规定冒极大的风险，这可能会最终导致一场严重得多、延续时间更长的经济低迷。

在厄运继续蔓延市场之际，重新探讨“脱钩”问题是值得令人关注的。对于普及“脱钩”和“再挂钩”一说，我们高盛(Goldman Sachs)是有责任的。起初，在2006年下半年很长时间以及2007年全年，我们支持全球其它经济体和市场（与美国）“脱钩”的看法。而到了去年年底，我们提出了“再挂钩”的可能性，理由是我们预计全球其它一些地区到现在将发现自己很难无视美国的经济放缓，而其它股市的估值吸引力也相对大大低于美国股市。 如今情况怎样？ 当然，我们需要把“脱钩或再挂钩”整个概念放在合适的背景之下。鉴于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30%，因此，对于那种认为全球其它地区能够让自己不受美国经济变化影响的看法，我们必须谨慎。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可能是2008年迄今全球许多股市表现大大逊于美国的原因，许多发达市场（如欧洲）和如今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的表现更为疲弱。实际上，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度主要股指跌幅是美国的两倍多。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可能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图景。看看最新的报告，2008年全球GDP预测几乎未动。今年全球经济增幅预计接近4%，与去年末的预测大致相同。由于美国和日本在今年上半年的增速好于预期，我们略微上调了我们对2008年的预测。至于2009年，各界对全球经济的普遍预测有所下降，我们也调降了我们的预期，但仍高达3.9%——以历史标准衡量，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虽然不像2004年至2007年那样迅猛，但依然看好。

全球经济仍表现良好的核心原因是中国。尽管中国第二季度的实际GDP增幅低于上一季度，为10.1%，但中国经济走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口增速放缓，从全球角度而言，这是人们所乐见的。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消费似乎没有出现放缓的迹象。今年前6个月，中国零售销售增长23%，经过通胀调整的实际增幅为15.1%，为10多年来最高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者支出明显与美国“脱钩”，对于许多其它国家而言，特别是那些喜欢出口的国家，这也让它们能够与美国“脱钩”。如今，中国零售支出对全球需求的贡献大于美国。再加上其它金砖四国(BRIC)，其影响力在扩大。

那么，如果全球经济正在脱钩，市场为何不是如此？原因可能有三。首先，尽管我列出了上述证据，但许多市场参与者就是不相信全球经济能与美国脱钩。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新兴世界通胀进一步加剧的最新证据已经变得高度敏感，因为这可能迫使各国收紧货币政策，进而可能遏制国内增长。

其次，市场参与者如今担心，尽管美国面临信贷危机，但由于通胀不断上升，美联储(Fed)的下一举措将是加息，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肯定将面临一轮延续多年的需求疲弱期，而这对于“脱钩国”而言，意味着挑战仍将继续。

第三，出现上述两种担心的同时，美元和美国股市的相对估值表明，在更为正常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考虑购买美国资产，而非出售。这让投资者更为谨慎，是否应该把脱钩论作为可持续投资的指南。

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例子，经济和市场得出了相同结论，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个例子是英国。各方下调了对英国经济的普遍预测，调降幅度大于其它七国集团(G7)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股市的表现也同样逊于其它G7成员国。外汇市场是不是应该注意这点？英镑汇率不太可能在2美元附近维持更长时间。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和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上周在日内瓦重启，关于全球贸易的未来以及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人们有许多争论。多哈回合谈判的时机极其重要，因为经济滑坡已造成新一波保护主义情绪的抬头。但就世界领导人而言，抵制保护主义呼声，抓住时机取消贸易壁垒，也很重要。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进行更自由的贸易，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最佳良机。 有两个因素引发了这些争论。首先，在任何经济滑坡时期，担忧会轻易造成保护主义关税和配额政策的增多。但这些限制可能是破坏性的，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滑坡。 其次，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引起的不安，使人们以为，业务和就业机会都在流向这个国家；但没有多少人知道，对华贸易正为欧洲和美国带来就业机会。 如果将目光放到头条新闻之外，就会看到一个日益形成但经常被忽略的趋势：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角色，正在从最大的制造中心和出口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全球买家。这个新趋势才刚刚开始，需要全球领导人的支持，因为只有经济更加开放，他们才能帮助振兴全球经济。

过去20年，对华贸易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大胆的经济改革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得以向欧洲和美国供应廉价商品，同时通过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帮助西方企业削减了成本。

我们现在处在新的阶段：中国正在从全球市场购买更多商品。中国的最新贸易数据显示，6月份出口继续增长，同比增幅达到18%，至1215.3亿美元，同时进口激增31%，至1001.8亿美元，导致当月贸易顺差缩小。中国的贸易量如今排名第三，10年后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

这并不是说，中国将会逐渐淡出作为全球最大供应者的角色。虽然印度、孟加拉国和越南等低成本替代市场对中国构成了许多竞争，但它们在产品和供应商数量上均无法与中国匹敌。近年来，中国的供应商不仅进行了重新定位，不再单纯依赖于价格，而且扩大了在快速周转、良好基础设施、快速市场反应以及遵从国际标准等方面的优势。我们最近对欧美大型企业买家所作的全球性调查显示，他们中的多数没有打算在近期减少中国的订单，突显出他们对中国供应商日益增长的信任。

因此，全球消费者将继续受惠于中国以低廉价格供应种类繁多的商品的能力。与此同时，海外卖家已在受惠于中国日渐增大的胃口。快速浏览一下中国在欧美的购买清单，就会看到食品饮料、家庭用品、特殊用品、工业机械和建筑材料的大笔订单。

全球市场的巨大变化将继续受到小型企业的推动，尤其是那些使用互联网的小企业。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富有活力的庞大全球网络市场，注册的网上企业超过3000万家。十年前，这个市场根本不存在——而这才只是开始。这个新市场将使竞技场变得更平等，使小企业能够快节奏地与全球各地的大公司展开竞争。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我们已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家通过向中国销售商品建立起自己的业务。鉴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角色，这个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吸引更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买家和卖家。

当这些贸易争论尘埃落定后，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商品国，以及如今作为一个主要买家的角色，正在促成一种新经济现象的形成，人们对这种现象应当欢迎而非担忧。对于来自欧美的企业家来说，这是向中国销售更多商品、创造更多就业和振兴自身经济的最好机会。对世界领导人而言，他们在贸易和保护主义上的行动，可能促成、也可能断送这股新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